2024-09-25
王敬杰 高职观察 2024年09月24日 07:05 河北
从职业教育大国到职业教育强国是一个系统性跃升和质变，需要以系统思维为方法，以改革创新为动力，统筹推动各种教育类型、资源、要素融合创生。这是中国特色职业教育强国建设要遵循的总体方法论。在党和国家事业战略布局下，在中国式现代化整体推进中，中国特色职业教育强国建设应在理念引领、体系深融、人才培养、数字赋能、科研创新、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六个方面探寻更优进路。
一、坚持理念引领，为职业教育强国建设举旗定向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和指南，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行动方向和路径。深度思考中国特色现代职业教育的指导思想、发展理念，是我们高质量推进职业教育强国建设的重要理念基础。由此，要坚持和加强党对职业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把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以伟大思想、先进理念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扎实推进职业教育强国建设。一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一个主题鲜明、内容丰富、思想深邃、博大精深的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是被新时代伟大变革所证明了的科学理论和行动指南。实践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应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和挑战等都可以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找到答案。可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加快建设职业教育强国的强大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二是坚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为指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是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最高顶层设计，要毫不动摇坚持。党的二十大对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出“两步走”战略安排，2035年、2050年是两个关键时间节点。这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分阶段推进职业教育强国建设坚定了信心、指明了方向、明晰了道路和汇聚了力量；这也将是职业教育强国建设的唯一正确道路。三是树立大职业教育观和类型化职业教育发展观。职业教育是与经济社会发展联系最直接、最紧密的教育类型。“跳出职教看职教、立足全局看职教、着眼长远看职教”成为办好职业教育的基本判断和客观规律。一方面，应树立大职业教育观，把握好职业教育的全局性、跨界性、融合性、开放性等属性特征；另一方面，还应进一步强化职业教育类型教育观念，职业教育不是“低层次教育”更不是“淘汰教育”，而是一种与普通教育同等重要、特征鲜明的教育类型。这是办好职业教育、建设职业教育强国的本质性前提和底线性要求。
二、推进体系深融，为职业教育强国建设聚力增能
融合发展既是由职业教育本质属性决定的，也是政治、经济、科技等社会各子系统对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客观要求决定的，还是职业教育自身科学发展的内在要求。因此，以深化产教融合为重点、推动职普融通为关键、促进科教融汇为新方向，加快构建融通融合融汇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这是建设高质量职业教育体系、加快建设职业教育强国的奠基性工程，也是新时代我国职业教育改革发展必须科学解决的基础性、战略性问题。一是把中央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新战略、新部署、新路径落细落实。稳步推进省域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做实“一体”），省级政府在政策项目扶持、资源调配、制度创新等方面应有足够的改革试点统筹能力和资源盘活能力。推动市域产教联合体、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尽快取得新突破（建强“两翼”），增强职业教育服务区域发展的包容性和契合度，增强职业教育适应行业产业发展的针对性和灵活性，科学解决盲目跟风建设、形式大于内容等局限性问题。二是深化职业教育招生考试、人才培养等制度改革，为学生搭建多样化、适应性的成长成才“立交桥”。在招生考试方面，建立中职—普通高中、中职—高职、中职与本科、高职与本科、本科与专业学位研究生的衔接通道；在人才培养方面，构建“中职—高职专科—职业教育本科—专业学位研究生”一体化的人才培养体系和学生发展通道；在选人用人方面，国家层面应健全完善职业学校毕业生在就业、升学、职务晋升、职称评审等方面与普通学校毕业生享受同等待遇的政策机制，清理各种歧视性制度和“隐形门”操作。三是找准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的着力点，创新推进方式。职普融通应以建立各类型各层次教育转换通道和融通机制为基点，产教融合应以推动“一体两翼”战略部署、办好有效融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职业教育为支点，科教融汇应以破解“卡脖子”应用技术及人才培养问题、“促进创新链和产业链精准对接中成为科技成果转化的‘中试车间’”为切入点。
三、加强人才培养，为职业教育强国建设聚才育才用才
加快培育和形成新质生产力，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急需打造一支高素质劳动者队伍、自主培养一大批高技能人才。一是进一步加强顶层设计、科学谋划，加快完成高技能人才培养战略目标需要的增长极、能量核和撬动点。增长极，即以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创中心和国家级产业示范基地建设为基础，培育国家高技能人才发展增长极化点；能量核，即打造、增强支撑高技能人才培养的载体平台和项目中心等“能量核”系统；撬动点，即进一步认识、把握和遵循高技能人才成长规律、科研创新规律和产业孵化规律，在更广层面、更深程度推进高技能人才体制机制改革。二是进一步优化区域布局、空间结构，分层打造高技能人才培养支撑点。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应建设高技能人才培养高地；高技能人才相对集中的中心城市，应着力建设吸引和聚集高技能人才的平台、开展高技能人才体制机制综合改革试点；高技能人才较为活跃的科创中心、实验基地和行业企业等，应创新高技能人才使用、评价和激励机制，加快形成高技能人才培养战略支点和雁阵格局。三是加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高质量高技能人才自主培养体系，在“培养—使用—评价—激励”方面加大制度创新和政策供给，进一步增强高技能人才制度体系的吸纳力（即制度体系对高技能人才的包容性、保护性和吸引力），整合力（即制度体系在融合国家战略目标、统整人才类型层次、协调各方力量资源和细化配套措施方案等方面的深度整合）和执行力（即相关主体在充分运用制度资源实现高技能人才制度目的和目标的能力）。在整个育训体系中，应进一步明确并强化职业院校是培养高技能人才的主阵地、主渠道，支持职业院校与科创中心、实验基地、头部企业和产业园区等深度合作，开展省域高技能人才培养联合体建设。
四、强化数字赋能，为职业教育强国建设强基塑形
要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数字职业教育，以新数字技术系统性、深层次推动职业教育创新和变革。一是依托数字新基建，从数字网络、数字校园、数字平台、数字资源、数字应用和数字安全等方面进一步改善职业院校办学条件和设施环境，进一步提升数字化基础设施和育人资源在助学、助教、助管、助研和助交流合作等方面的适配性和可及性。省级政府应对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现有水平和主体需求进行新一轮摸排，在精准掌握“家底”和“需求”的基础上，科学研制符合省情学情的职业学校数字化转型指导手册或解决方案。二是开展职业教育主体数字素养和应用技能提升系列专项活动。提升职业教育主体数字素养及应用能力，引导他们主动适应职业教育数字化变革，促使他们能够创新开展工作；有计划地提升决策者和管理者的数字领导力，如数字沟通能力、数字社交能力、数字团队建设能力、数字变革能力、数字科技技能、数字信任能力等；[28]将数字素养标准及应用能力要求等纳入相关主体培养培育体系，并定期进行评估。三是推进数据融合共享，汇聚各方力量资源，持续建强国家职业教育智慧教育平台，全力构建国家数字职业教育资源中心（大数据中心）。一方面，平台建设应面向需求、突显应用和强化服务，强调平台资源供给与职业教育全链深度融合，确保平台资源确实能用、真的好用和随时爱用；另一方面，应充分统筹政府、学校、行业企业、社会等方面的力量资源，最大限度为平台提供优质资源和有效供给。四是以数字化转型助力终身学习体系建设。依托新数字技术，积极探索多样态教学模式和场景，提供泛在、多元、个性、智能的学习空间，完善学分银行、资历框架等制度，为促进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五、坚持科研创新，为职业教育强国建设启智增慧
新时代我国职业教育科学研究在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科学研究体制机制建构、科学研究队伍建设、科学研究成果生成和转化等方面还有较大提升空间。由此，党和国家应进一步加强对职业教育科学研究工作的顶层设计和科学谋划，开展有组织的科研。一是丰富完善中国特色职业教育学理论体系。教育部等国家部委应进一步协同国家教育智库，聚焦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核心目标，加强中国特色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重大理论和实践研究，科学阐释中国特色职业教育的内涵、外延、特征等基础性问题，系统探究中国特色职业教育道路、理论、制度，构建中国特色职业教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增强中国特色职业教育自信。二是健全完善中国职业教育科学研究机构体系。在中央政府的领导和统筹下，依托国家教育智库或全国教育科学研究工作组织架构，建立“中央统筹、全面覆盖、立体贯通、分工明确、优势互补、类型明显”的全国职业教育科学研究机构体系。中央政府、省级机构、职业院校、普通高等学校、教育智库、专业学术团体等应在履职尽责的基础上，进一步突出特色、发挥优势、做好专业研究。分领域组建专家委员会，定期开展学术论坛或研讨活动。三是持续加强职业教育科学研究队伍建设。一方面，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应分批次、分领域对职业教育科学研究人员进行培训，全面提升他们的科研素养和能力水平，适当增加职业教育科学研究机构数量及人员编制配额，加大高层次人才引培力度，支持共建跨系统、跨学科、跨领域的科研创新团队；另一方面，优化高等学校职业技术教育专业布点数，有计划地扩大学生招生数，为职业教育科学研究储备优秀人才。四是及时促进职业教育科学研究成果生成和转化。职业教育相关利益主体应进一步增强科研成果生成和转化意识，鼓励开展理论研究、政策研究、应用型研究、本土经验研究，做好成果生成和转化的线路规划和节点把控。国家层面应建立职业教育科研成果生成和转化机制，完善职业教育优秀科研成果表彰和公布制度。
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职业教育强国建设构建新格局、培育新动能、拓展新空间
当前，职业教育是最有资格真正走出国门的一类教育，已成为教育对外开放的新生力量，成为国家外交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可见，加快和扩大职业教育高水平对外开放，是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强大影响力的世界职业教育中心的战略需要和必然选择。一是统筹做好“引进来”和“走出去”两大篇章、两类赛道，充分利用世界一流职业教育力量资源和创新要素，加速使我国成为最具影响力的世界职业教育中心。二是充分发挥职业教育国际化合作优势。坚持“教随产出、校企同行”的原则，以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为重点，加强在中亚、中东、东南亚及非洲布局，稳步推广“鲁班工坊”“中文+职业技能”等“小而美”境外办学项目。研究制定职业教育国际化的规范和标准。做实、做优存量，积小胜为大胜，提升职业教育国际化的效益和水平；在增量上，要提层次、上水平、扩影响，探索建设海外应用技术大学。尽快打通职业教育国际化合作的政策堵点，教育部、外交部、商务部、国合署、国资委等有关部门应进一步加强沟通协调，争取政策支持；部委内相关司局更要加强协同，形成合力，增加有效政策供给，协同推进职业教育国际化合作。三是积极参与全球职业教育治理，为全球职业教育发展做出中国努力。一方面，积极主办或承办全球顶尖职业教育会议、论坛和赛事等，搭建高水平的世界职业教育对话交流平台；做好国家职业教育智慧教育平台、全球数字职业教育发展指数和示范案例等项目，打造高品质的全球职业教育服务产品。另一方面，系统凝练中国职业教育的经验、理论，推出更具国际影响的标准、资源、项目，打造职业教育国际化中国模式，讲好中国“职教故事”、传播中国“职教方案”，加速走向世界职业教育舞台的中央。（节选自《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4年第22期）
